原标题：终一生爱一事的老放映员
云南日报记者 段苏航 吴沛钊 通讯员 李睿逸
在鹤庆县，今年69岁的洪绍海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已经50年，从最初的5人放映队到现在的单枪匹马，累计放映电影超过1万场次。
4月，鹤庆县田屯村的老年活动中心又迎来了一场电影放映。和往常一样，刚吃完晚饭的洪绍海提起放置在墙角的放映机，把“家伙们”搬上自己的老年代步车，向老年活动中心驶去。
“老洪又来放电影啦？今晚放什么？”田屯村的老人们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，帮忙清理放映场地。
“《三毛从军记》。”洪绍海一边回话，一边从车里拿出放映设备——一块幕布和一台放映机。扫视一圈后，洪绍海选了广场上最粗壮的一棵树来悬挂幕布，一边抽拉绳子将幕布升起，一边反复确认幕布是否已经挂正。老人在广场上忙碌着，搬桌子、拿设备、调亮度、试音响……
50年间，洪绍海风雨无阻行走在放映路上。1972年，17岁的洪绍海从鹤庆一中毕业。两年后，鹤庆县电影队在翻看鹤庆一中毕业生档案时将其选中，从此开启了他与电影相伴的一生。
1976年，洪绍海获得了电影放映资格证，放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，因其踏实肯干，很快便成了鹤庆县电影队二队队长。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国将电影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，通过乡村放映队将电影送至战场前线、工矿、农村地区。放映队连接着乡村与广阔的外界，让村民们得以跨越地理的阻隔，看见世界的多彩。在20世纪60至80年代，电影甚至成为农村地区最具影响力、覆盖面最广、最受欢迎的大众传播媒介。
每当放映队到来，村民们总是热情地夹道欢迎，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。在放映途中，洪绍海渐渐和各村村民熟络起来，偶尔放映结束还会小聚一番，马场的炖鸡、大碗的铜锅洋芋饭，至今他仍忘不了那些味道。
许多人甚至步行几十公里只为看一场电影，20世纪80年代，洪绍海放映的一场《白蛇传》吸引了近5000人观看。“那时，我在门口收票钱，钱袋子都塞得鼓鼓的，票价只需一两角，最后竟然收到了500元。”
一场场电影大受欢迎的背后，有着洪绍海对放映的严格要求——场地要选择无风的、发电机的声音一定不能扰民、门口的灯光一定要亮、片子必须要完好无损。
在那个物质条件相对匮乏、信息流通尚未广泛普及的时代，4匹骡子5个人就是一个电影放映队。每次放映，洪绍海和队员们都需要携带重达数百斤的设备，驾驶着手扶式拖拉机翻山越岭，在鹤庆县的各个村庄辗转奔波，一次巡回放映往往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。所幸，大多数村子都比较重视电影放映活动，往往放映队还在路上，村民们就已经来迎接了。但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，洪绍海和队员们只能身背胶片，一步一个脚印行走在红土地上。
“放映路上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，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，保障放映正常进行，这才是真正的技术。”谈及放映过程中遇到的紧急情况，洪绍海谈起那卷被机器劈成两半的胶卷。
放映前一天，胶卷卡在了机器的齿轮里，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。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放映，洪绍海通宵修补胶片。一个人、一盏灯、一瓶胶水、一卷破碎的胶卷，一段一段耐心拼接。
“现在好多了，不用再操心机器问题。不像以前，要时时刻刻盯着机器。”随着数字电影机取代了胶片电影机，洪绍海少了很多战战兢兢的时刻，这条放映路更顺了，这块幕布更省心了。
然而，幕布前的人却少了。
千禧年时，国家曾提出过面向21世纪，每个月面向行政村、公益电影、农村群众3个关键主体，播放1场公益电影的农村电影放映“2131工程”。但近20年来，以手机为代表的“移动小屏”让农村电影似乎快消失了。
据《湖北日报》报道，目前，各地执行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补贴标准一般为每场200元，如到山区乡镇放映，村落间距较大的来去路程可达七八十公里，仅油耗成本就达100元，选一部50元的影片，留给放映员的劳务报酬仅剩下50元。若路程更长，放映员可能连油费都保不住。
“身边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只有我这个老骨头还在这待着。”洪绍海说，2016年，在经历改制、下岗等一系列风波后，洪绍海与昔日的放映伙伴分开，开始一个人放电影。
标语和横幅装点着场地，银幕矗立在中央，大喇叭里传出即将放映电影的通知声……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，这些流动的幕布，曾是第一次探触世界的窗口，是茶余饭后的美好时光，也是连接邻里的情感纽带。
白幕在晚风中轻颤，放映机的光束划破暮色。在短视频等碎片化消费加剧的今天，这种“集体观影”的仪式感，愈发珍贵。
来源：云南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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